吴宓:“澳门尼斯人革命年代”不忘仁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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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吴宓日记·续篇》第一、二册(主要记录50年代的生活),可以看出吴宓(1894年~1978年)当年对传统文化中道德操守价值观念的坚守,那也是他的美国导师白璧德先生一再警告过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以抛弃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代价。但历史的悲剧性就在于,这代价付得极其沉重。

  友朋学问日进,而自身几无寸功,吴宓自然就容易滋生沮丧愧疚之心情。不过这是吴宓在哈佛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内部比较时所形成的自伤自哀情绪,所谓同辈如群星璀璨,而自己却才疏学浅,心志不坚,邪魔杂念缠身,安身立命无所寄托。而当他在日记里写到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群体时,则自身属于波士顿或者哈佛留学生群体的一种自我肯定以及对纽约留学生的鄙视就遮掩不住地显露出来。一言以蔽之,在吴宓的笔触之中,剑桥才是追求真知、潜心读书之所在。

记日记,对于吴宓的后半生,已经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在日记里他才能够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对于解放后的许多问题,吴宓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主张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出他对自己的信念那份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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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全部理想及办法,根本错误,盖务争杀劫夺而不行仁义道德。又不事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使中国之民皆自愿为之效死,而劳扰之、束缚之、困迫之、训责之、操练之、整齐之、改造之,至于过急过甚。此实违背治道之大本,尤不合中国之民性。

陈寅恪致Lanman(兰曼教授)的明信片(1921年7月7日)正面,画面中的这座哈佛大学的讲堂目前的名字是LowellHall。图片除注明外,均藏哈佛大学档案馆,由林伟提供

类似的言论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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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谓最上最尊之工农兵,其工作皆极紧张,其生活乃极严肃,其心情乃极烦苦,特相互竞赛、相互监视,随众依式,莫敢自陈而已。此额外,党员非党员,全国千万之学生各界职员,皆以劳苦过度,营养休息不足,而成痼疾或致夭亡,即其不病不死之男女老少,亦皆学得残虐斗杀之心情,愤戾骄横之姿态,瞋目切齿,闭唇握拳,而中国数千年温厚祥和之风,优游暇豫之容,从此永绝矣。

今日哈佛校园唐小兵摄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吴宓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那温和敦厚的“仁义道德”。然而人性的不断完善,终究是永恒的一个课题,这也是吴宓对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综合思考后的结论。因此,他无法接受一个“无文化、无礼教、无感情、无历史、无宗教信仰”的社会,但现实却是一片打杀之声,他不能不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服之不衷,大乱之象征耳”。十年之后,吴宓的预感不幸成为现实。

  100年前,1918年的9月11日的下午,正值美国东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波士顿最美的秋天,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吴宓悄然抵达剑桥,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为期四年的留学生活。这是一个看上去极为平淡无奇的秋日午后,落英缤纷的街道安静得让人神定气闲,一战即将结束,世人正从战时的情绪缓慢调整到日常的节奏之中。但藉由吴宓当年留下的日记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却可以发现,以吴宓为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这一群一战前后聚集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赵元任、梅光迪、竺可桢、李济、陈寅恪、汤用彤、张鑫海、林语堂、楼光来、顾泰来等,如此不同凡响,用群星闪耀来描述也不为过。纵览近代中国的留学史,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代“文化贵族”(吴宓语),让人不得不感慨“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说过:“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上个世纪50年代,掀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幸命运最初的页码,一部分在改造中“洗心革面”,一部分在运动中走向了终结。直到70年代末期,才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在这漫长的30年里,吴宓正如1934年曾为他写过小传的温源宁说过的那样——“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就是这副铮铮铁骨,让他在全国一片叫好声里,孤独地坚守着他的文化理想和独立人格。针对再度提出的汉字字母化的叫嚷,吴宓明确阐明:“中文重形西文重声。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纳于耳。中文近图画,西文近音乐。……故在中国,几百年学术思想更不能脱离文字书籍。”如果没有中西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操守,在那样一个岁月里,他怎么可能坚持下来?他也印证了陈寅恪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当年王国维投湖身亡留下遗书指定陈寅恪、吴宓来处理他的后事,看来也是别有深意。

  吴宓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怪才,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自身的存在充满了悖论,他所向往的人格往往是其极度匮乏的,他反对的行为方式往往又是他一边抱怨一边在实践的。他在哈佛的岁月是在梅光迪、陈寅恪和汤用彤的巨大阴影(并无贬义)之下度过的,后者的学识、德性与才华让吴宓赞叹和歆羡不已。或许正因为此,吴宓的一生都只能扮演一个高端学术的鉴赏者、一流学者的知己和引荐人(比如力荐陈寅恪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而无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即使是他一生迷恋的古体诗词,也被胡适在日记里骂为“烂诗”。可是我们却不能轻易地指责吴宓是一个知行分裂的两面人,他又是一个软弱而倔强的性情中人,从其之后的人生历程来看,吴宓几乎从未屈服于外在的压迫和思想规训,他与陈寅恪仿若那个时代的双子星座,虽然微弱而摇曳不定,却毕竟给了后世治史者些微的光亮。尤有进者,众所周知,同龄人甚至同代人之间最难相处,尤其是处身于同一个领域而都需要崭露头角的知识人。自认为新人文主义精神领袖白璧德中国传人的吴宓诚然一生对新文化派如胡适等人心怀不满,语近谩骂,但对于他在哈佛往来最多的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等,却是心悦诚服、一生不变的,敬重前辈或激赏后学都不难,难的是对于同代人中才华横溢或学术出众者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并且毫不难为情地求教,或者毫不吝啬地援助。吴宓虽然没有多少思想学术的原创性和文学的才华,但其一生将记日记当作人生事业来坚持,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他所栖身的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并且以其实际行为践履了他最欣赏的陈寅恪推崇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价值准则。仅此一端,也足以载入史册。

关于吴宓、陈寅恪等人的学术研究,一阵喧嚣之后,归于了沉寂。说实话,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吴宓不是一个适合的研究对象,他除了留下几十本日记之外,鲜有著述,生前仅有《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诗集》出版以及他主编的《学衡》。然而,在这个学术成果汗牛充栋、思想却一片荒芜的当下,以吴宓作为研究对象,人生的启迪要远远大于学术上的成就。温源宁还说过,吴宓总是把文学和道德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吴宓是把做学问和做人合二为一的。一个真诚善良的人,是远比一个道貌岸然的学问家更可爱、更值得钦佩的。是吴宓,让人看到了什么是人格独立,什么是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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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哈佛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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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学生照

  在波士顿郊区剑桥的寒冬午后,轻轻打开吴宓写于100年前的留学日记,读着这些或长或短的字句,以及在字里行间跃动的生命体验与纷繁思绪,仿若跟随一个从遥远中国走出来的青年知识人在波士顿城区和哈佛校园步履匆匆,重新经历了他在哈佛的生活与思想,由此也可以管窥聚集在波士顿的这个独特留学生群体的历史面相。这真是一次奇幻的历史文化之旅。从吴宓日记来看,他所穿梭其中的这个留学生群体大都术业有专攻,有各自的学习和研究特长,并且能够沉浸其中。吴宓伸展出他的敏感而细腻的触角,从这些同辈人中汲取新知和人格的力量。陈寅恪是1919年1月29日抵达哈佛所在的剑桥的,未几,就经由其表弟俞大维认识了先前到此地的吴宓,两人可谓一见如故,后成为终生挚友。3月2日,吴宓在哈佛中国学生会演讲《红楼梦新谈》,陈寅恪赠诗一首《〈红楼梦新谈〉题辞》:“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自此以后,陈寅恪在吴宓的哈佛日记里频频出现。同年,3月26日,吴宓在日记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无论是学术还是人格,陈寅恪都成为了吴宓景仰的对象,从这简短的语句可见吴宓人生得一知己的难以自禁的欢愉与兴奋。就连吴宓购买西文书籍,也是得陈寅恪等提醒,而开始搜购收藏以备回国后教研之需。吴宓1919年8月18日日记写道:“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亦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馀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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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在美国哈姆林大学留学时的两张照片,刊发在该校一份学生刊物上此二图不属哈佛档案馆,林伟提供

  4月25日,吴宓在日记里写道:“近常与游谈者,以陈(陈寅恪)、梅(梅光迪)二君为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中国汉宋门庭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所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宓中国学问,毫无根底,虽自幼孜孜,仍不免于浪掷光阴。陈君昔亦未尝苦读,惟生于名族,图书典籍,储藏丰富,随意翻阅,所得已多;又亲故通家,多文人硕儒,侧席趋庭,耳濡目染,无在而不获益。况重以其人之慧而勤学,故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吴宓在这则日记里分析了陈寅恪有过人之见识的来由,除了指出陈寅恪的勤奋与聪慧外,他认为陈出身世家名族也大有关系,耳濡目染之际,往往得潜移默化之果。同样出身书香门第的已故旅美学者林同奇在《林氏家风:中国士大夫传统现代转化一瞥》所作的家族史记录也可以例证吴宓这一见解。相形之下,吴宓对自身越来越不满意,基本上是自我否定的负面评价,而他回国后表现出来的公共人格却又是一种极其自负、睥睨众生的特质。吴宓认为家族、阶层出身对个人治学的底蕴和眼界有莫大影响,这一观点也是他一直贯彻始终的。到了抗战后期的1943年2月15日,吴宓在为陈寅恪父亲陈三立撰写的《读散原精舍诗笔记》中由衷写道:“先生父子(指陈宝箴、陈散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先生少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维新改革于湘中,坐是黜废禁锢,而名益显,望益高。所与交游倡和者广而众,又皆一世之名士学人、高才硕彦。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寅恪自谓少年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精英文化的浮沉往往系于世家大族的兴衰荣辱。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也曾经论及这一点:“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吴宓的女公子吴学昭也曾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写道:“听父亲说,昔年在哈佛,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往来密切的同窗好友,除了寅恪、锡予伯父,梅光迪和俞大维先生,还有张鑫海、楼光来和顾泰来等君。父亲常夸清华一九一八戊午级毕业同学张鑫海(后改名歆海)‘年少美才,学富志洁,极堪敬爱。’张君浙江省海宁县人,英文优长,从白璧德师学,得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TheClassicismofMatthewArnold。又说清华一九一八级毕业同学楼光来英文极好,入JohnsHopkinsUniversity一年即得文学士学位,升入哈佛研究院治文学,成绩亦佳,‘为人严正,甚重道德。’顾泰来君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英文也极好’,一九二年初春自费来哈佛习历史兼政治。与父亲和锡予伯父相识,遂成为知友。‘三人每日同餐,同游,同出入,同研究校课,形迹极密,心情亦厚。’父亲说,诸君多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对西方文化也相当了解,在对待祖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的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改进。又说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张鑫海表示,‘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比与若辈鏖战一番。’”如此情怀,亦可理解,受白璧德影响而对中国文化传统深怀敬意与温情,试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故国却已然陷溺在欧风美雨对传统的摧折之中,支撑中国文明的儒家传统摇摇欲坠,近乎两头不到岸的孤舟游魂。这种悲情意识与文化托命的自我认同形成了一种强固的心灵结构,既有共同的敌人,又有彼此抱团取暖的知己,并且有来自白璧德等哈佛名师的加持,也就不难理解吴宓此时此刻的心志,以及张鑫海的“鏖战”一词。其时与吴宓合租一房每日相往还的汤用彤也主张面对西方应该改变出主入奴之态度,培养独立反省之文化,不降志,不辱身,不媚外。他在一篇后来刊于《学衡》的文章中说道:“今日中国固有之精神湮灭,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聚议纷纷,莫衷一是。所谓文化之研究,实亦衰象之一。菲薄国学者,不但为学术之破坏,且对于古人加以轻谩薄骂,若以仇死人为进道之因,谈学术必须尚意气也者。……主张保守旧化者,亦常仰承外人鼻息,谓倭铿得‘自强不息’之精神,杜威主‘天(指西方之自然研究)人(指东方之人事研究)合一’之说,柏格森得‘唯识’精义。……盖凡此论者,咸以成见为先,不悉其终始,维新者以西人为祖师,守旧者藉外族为护符,不知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新旧淆然,意气相逼,对于欧美,则同作木偶之崇拜,视政客之媚外,恐有过之而无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