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澳门尼斯人:我在学院之外

少年丧父勉强完成师专学业,机缘凑巧踏上学术之路学者谢泳回忆成长和学术经历

2007年秋天,我刚到厦门教书,最早在老朋友曾纪鑫家中认识了蕉风的父亲黄秋苇先生,那时蕉风可能还是中学生。后来知道他到香港读书。最初见面时,他即送我一册自己的新书,书名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印象中是与电影和记录片相关的书。一个尚在大学读书的青年,能对写作和艺术有如此热情,令人好奇。我人到中年,见过许多朋友的孩子,但知道秋苇兄有这样的公子,真有青出于蓝的欣慰。

在当今学术界,谢泳的出现是个异数:我们很少在国内主流学术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他也从来没有写出过一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是他的知识分子研究却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所挖掘的《观察》周刊和西南联大,依然是理解过去那批知识分子的最佳入口。如何理解谢泳和他的研究?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或许可以找到与他至今还在研究的领域的某种曲折的关联。

后来我多次见到蕉风,果然有为青年。有思想,但不偏激;有文采,但不外显。因为在香港受过多年教育,善言谈,而又彬彬有礼。我匆匆读过他这本新作,涉及的学术范围,有些我并不了解,比如基督教和墨子的关系,我只有一般简单常识,所以不敢评价,但我对蕉风在如此年纪即对学术表现出的热情和兴趣,感到非常高兴。在如此浮躁的时代里,一个青年人能有这样读书的耐心和探索真理的勇气,着实令人感动。

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屋里,谢泳这样回忆他的童年。

蕉风是一个追求独立思考的青年,凡事都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常识去观察,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评判。读他这本新书,感受到的即是他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一个能用自己头脑思考的青年,一定不容易为人所惑,将来一定是个头脑清新的人。

谢泳认为与主流学术界的学者相比,他的研究不够完整、系统、专业,但更强调历史研究的趣味。他觉得学术研究可以各种风格并存,而不应该都是一个模式的。

过去胡适经常讲,中年人做学问是本分,青年人做学问应当鼓励。希望蕉风能始终保持对知识的兴趣,对思想的热情,对社会的关心,在不远的将来,用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服务于社会。用心做学问,努力做大事。

2003年出版的著作《胡适还是鲁迅》。

谢 泳

《逝去的年代》是谢泳的代表著作。

2012年12月15日于厦门大学

少年丧父,右派记忆影响一生

(谢泳,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报告文学。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后任《黄河》杂志社副主编,转而研究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出版过《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观察>》、《清华三才子》、《血色闻一多》等著作。他的文章平稳舒缓,但在平缓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思想和个人风格,被誉为“现代随笔新三家”(谢泳、林贤治和余杰)。2007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请为人文学院教授。以“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闻名海内外。)

在我早年记忆中,我是一个右派的孩子。虽然对于右派还没有什么概念,但这个记忆可能会影响我一生。

我上小学以前,隐隐约约记得和母亲去看过一次住学习班的父亲。现在回想起来大约是文革的初期。父亲穿着一件背上印有右派字样的衣服,我很奇怪。后来还看到过父亲游街。不久我的父亲就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时间是在1967年,我只有七岁。

少年失怙,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知道家里很穷,我上小学时连三块钱学费还是在入学半年以后交给学校的。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开始产生与别人不一样的感觉。

那时我的学习还可以,每次评三好学生的时候,老师总要问我:“你家里有没有问题?”我回答:“没有问题”。小学里面,一个人的出身和父母的成分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到了中学,要入团,问题就来了。在这件事上,我才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影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在中学里,我本来可以第一批入团,但因为父亲是右派,最后我还是没有迈进团组织的大门。

我父亲是一个药材公司的小职员,他成为右派只是因为他比自己的上级稍微有些文化,其实所谓文化,也只是他的领导是个文盲,而他还读过几年小学。

谢泳说:记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他又笑着说:中年就开始回忆,好像有预支生活的意味。有了这两句话,让我觉得,谢泳的记忆还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他有自省意识,而记忆也还没有走得太远。

“靡靡之音”陪伴了中学时代

1978年,谢泳还在高中读书,有一天,谢泳的历史老师冯彬把他叫到办公室,交给一张从他父亲单位里寄来的右派平反通知,这让谢泳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快要开始了。在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新时代里,谢泳一个强烈的记忆是当时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很少没有邓丽君的影子。那时没有影像,但她的声音是我们那一代人无法忘记的。许多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文章,专门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港台流行音乐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可惜没有用力收集材料。此言可能夸大了邓丽君的作用,但她对一个在封闭社会中成长的青年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我本来是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但在初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时,还是为她的声音所倾倒。那是一个国门刚刚开启的时代,外面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

我那时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我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这些事还不能让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代,听邓丽君的歌是不被允许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个中学生,要是沉迷于那样的歌声中,几乎就是不可救药了。好在我那时很谨慎,没有让老师发现,所以也没有被认为是中毒的少年。我那时有一个梦想,就是特别想知道邓丽君的模样,那种期待,也许和今天的追星族是一样的心情。那时很难见到一盘原装的盒式磁带,所能见到的,都是转录过来的,那时,转录邓丽君的歌带,是青少年的时尚。

我还想到了琼瑶和金庸。一个出在台湾,一个出在香港,不是没道理的,我们这里,至少在我看来,出他们这样的作家,还不到时候,因为那种以市民为消费对象的都市文化还没有形成。我们本来有非常好的才子佳人小说传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有鸳鸯蝴蝶派,这种都市消费文学的传统,后来因为革命文学的打压,终于没有能在我们这边修成正果,而到了海峡的那一边。

补习考上师专英语专业勉强毕业

我参加高考时,家里没有一个人把那当回事。高考完了,我就去一个建筑队做了临时工。

一个多月以后,我的一个中学语文老师见到我,说你还是应该回来上学,我和妈妈说,我要上学,她说,那你上去吧。当时的补习费,好象是五元钱。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年考入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