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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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研究的时空选择与民族志书写的主体性表述

澳门尼斯人 1巴莫曲布嫫在访问吉尼曲莫毕摩家支

作者:巴莫曲布嫫

  2003年9月9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在本所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的系列报告会上,以图文和音频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十多年来的田野工作路线和博士学位论文《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口头传统研究的普遍性意义在于探寻人类的表达文化之根。史诗传统的解读不同于书面诗歌的阐释之处,就在于它需要主体去主动建构一种动态的观察和全方位的研究,而建构即选择,也是某种程度的演绎和阐释,虽然田野研究也不可能不牺牲史诗传统本身的某种复杂性和丰富性。但这种基于田野观察的史诗演述描写和传统动态的研究,实则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对象。一双脱离表演场域的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见的,而一种缺乏对史诗传统进行实地观察的预期视野也就什么都发现不了,而仅仅就文本分析来做的史诗研究也就错失了许多揭示史诗传统的鲜活要素。

澳门尼斯人,中国民族文学网:2007-04-02

  巴莫曲布嫫于今年夏天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对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如下评定:

说到田野,说到表述,我想用自己的史诗田野案例来做一个分析。这项工作持续了好多年,今天换一个角度讲。我要说到三个问题:时间问题、空间问题和时空表述中主体性问题。传统民族志意义上的田野作业一直被视为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种学科特征,民俗学也同样以田野作业作为考量一项研究是否具有实证意义的重要指标。美国人类学家还认为,决定一项研究是否会被认可为“人类学的有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便是这项研究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田野里的经历之上的。当然,这些民族志的立足点“田野及其建构或如何建构,后来都遭到了各方面的细查和诟病,也带来了深刻的反思和“个人经历的新维度。但是,无论从时间长度上看,还是从空间的定向性选择上来说,田野研究的时空选择,依然反映着作为研究主体的调查者对当地民俗传统的学术预设与解析性观照,同时也反映着田野关系中的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互动思考,还关联着民族志表述中的学术伦理等问题。因此,从认识论角度看,从参与观察到民族志写作,从此地到彼地,从彼时到此时,始终都会贯穿着一种主体性努力,在“田野与“我之间思考民俗学者的立场和位置。换言之,这关系到民俗学的田野工作及其民族志叙事阐释,尤其是田野研究的时空选择、主客位关系、话语权力、知识产品等延伸维度。

  
巴莫曲布嫫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彝族诺苏支系的史诗传统为个案,从民间叙事传统被格式化的问题反思中,实践了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的田野技术路线,有助于推动学界重新检视以往的民俗学文本的制作方法。作者在运用民族语言学和语义学分析方法的同时,将国外民俗学、民族志诗学、文化研究等理论观照统,并揭示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及其口头本质和生命力的工作流程。

鉴于时间关系,我就长话短说。首先,田野时间的长短问题涉及到田野内和田野外。民族志要求分析的时间段是在田野里的时间段,那么“田野外和“田野内怎么区分?比如说,虽然我离开了田野,但是我的问题及其追踪还在继续又怎么衡量?例如,我离开调查地回到北京之后,在解读文本中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歌手在其写本中用的是“公勒俄和“母勒俄;但在其口头演述本中则用的是“黑勒俄和“白勒俄。我必须马上跟我的歌者求证,通过电话上的继续追问,这两套话语系统得以证实,那么这一发现是我在北京整理演唱本的过程中发现的。因此。民族志分析中所要求的“田野里便扩展到了“田野外。

  这次学术讲座得到了与会学者和研究生的好评,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巴莫对田野研究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实证性演示,而演述场域及其五个在场要素的提出,不仅对史诗等民间口头叙事传统研究具有学理性的阐扬,也将对涉及田野工作的诸多人文学术有所启发。

第二个问题,田野空间的选择问题。这里,我主要想回应一下安德明提出的“家乡民俗学的概念问题。“anthropology
at home中这个“at
home应该怎么理解?我觉得不好翻译,我的理解是“本地人类学,指自己熟悉的地方,这和安德明的观点也是有对话关系的。安德明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出发,有其思考的特定向度。我用自己的例子来谈,我的祖籍在越西,但我却是在昭觉长大的,而我的田野则基本上是在美姑县域内完成的,与越西和昭觉的关系都不大;后来我发现我路过成都、回到北京、甚至到了美国,有关“家乡的概念也随着所到之地一直在发生认同上的变化。那么,这个“家乡从空间上该怎么界定呢?我想,“家乡是随着外部参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那为什么时空问题最后要跟表述连在一起讲呢?因为我感觉到必须要界定一个认同的前提,才能回答为什么“我变成了“我们?因为我在我熟悉的地方做田野,那么我跟这个地方的人们肯定有一个认同,我们都是属于一个文化集团的人。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自观和“他观其实是相对的,我是彝族人,但是我回到美姑还是“他观,更确切地说,我不可能是完全的“自观,也不可能是完全的“他观,因为我毕竟不是当地人。比如,当地一个阿普(爷爷)跟我讲:“你回来我很高兴,如果你穿着彝族服装回来我就更高兴了。他还是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作为本民族的人来讲,我处在一个游移流动的位置上,有时候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