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热点与当前社会基本问题哲学思考

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处于各种学科金字塔的顶端,从逻辑和思维层面进行延伸和拓展,任何学科的最顶端研究所指都为哲学问题,而政治、科学、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美学、逻辑学更是哲学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或者组成部分。

学术理论是时代精神的表达。学术理论的创新必然是在关注、表征时代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必然直面时代变迁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面向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问题。

希腊人将哲学称为“爱智慧之学”,赋予其透过现象看本质,探寻世界本源和世界普遍规律的使命。因此,关于某个事物或者某个问题的哲学研究也就成为人们探究一个事物是什么,如何生成,因什么存在,将会如何发展,其演变规律何在等根本性问题的代指。

学术理论是时代精神的表达。学术理论的创新必然是在关注、表征时代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必然直面时代变迁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面向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问题。

当前社会基本问题哲学思考

学术理论是时代精神的表达。学术理论的创新必然是在关注、表征时代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必然直面时代变迁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面向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如何应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积极的学理支撑,在有效破解实践难题中给予实事求是的理论回答,探索学术发展的机遇并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研究既包括对涉及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即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研究,还包括认识事物的方法、手段、规则等在内的一套方法论。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本身既包括对物质本身存在形态的判断,也包括看待事物的一套方法,即: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是辩证的还是绝对的等等。思维方式决定认知结果。以哲学研究的态度去分析和理解社会问题,也意味着既要找准问题,又要以正确的方法去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

基于上述学术发展的实践期待,2011年6月30日,在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办了“马克思主义月刊”(以下简称“马月刊”),每月一期,每期四版。创刊至今,“马月刊”始终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内涵与现实内涵的有机统一,积极鼓励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规律,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国内外学术思潮的分析能力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以全球视野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优秀成果走向世界。目前,“马月刊”已出版36期,发表各类学术论文近400篇。通过编发这些学术理论文章,我们努力以学术的方式推动改革开放,促进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时值《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办5周年、“马月刊”创立3周年,回顾“马月刊”在时代精神的中国表达中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当前中国发展形势严峻,利益冲突、价值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参与社会问题探讨的热情日益高涨,争议也更加激烈。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不迷失方向,如何化解利益冲突,寻求价值共识,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意义重大。

今天我们以哲学的名义,选择有关社会发展基本问题和核心价值的话题进行探讨,意在以此为例,正视争议、凝聚共识,更在提倡一种“求智慧”的精神,主张无论学术讨论或社会实践都能回归根本,探究事物的因果规律,找准问题、研究透方法,以理性务实的态度推动社会稳步良性发展。

时代变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以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例,中国共产党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主张,但是纵观中国近代史,似乎执政党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政策并不总是一样的,执政之初的否定和批判,如今的继承和发扬,其转变的依据何在?是彻底的转向,还是有其连贯性?影响执政党对于传统文化态度和政策的因素有哪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关系何在?随着传统文化所处坐标的复杂化,对其的批判、继承和创新选择标准有何不同,如何平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没有不变的文化,也没有对待文化不变的态度和政策,虽然有些变化与人们的期望有落差,但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更迭中发展的。【详细<<<<<】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对于学术理论的发展创新,“马月刊”旗帜鲜明地倡导要在回答时代问题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反思时代中所遇到的具体理论问题,“以点带面”实现破解学术难题和时代问题的有机结合。

人民论坛邀请哲学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就文化、价值论和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相关的主题进行分析,无论对于社会基本问题而言或者是哲学研究而言,能呈现的都不足这些领域的万分之一,唯其思辨方法和求真态度以飨读者。—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关系,有学者提出,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在中国的合法性决定于它是否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本质上,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和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儒学化,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对儒学思想的吸取和借鉴,并且在吸取儒学思想资源的同时改造了儒学,推动了儒学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态度与政策演变思考

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有学者提出,面向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探索新型的资本与劳动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深化的实践中,依然要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视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建制,为构建新时代的社会生活体系、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思想武器。

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三个历史特点。一是儒家思想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术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能顺应社会发展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

在分析时代变革中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发展时,有学者认为,面向当代中国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创新是主渠道。一方面,要明确当代中国人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身心灵的冲突等,对这些制约人生存发展问题的各类原因作出透彻分析。另一方面,在探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效率与公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关系中,对涉及人的生存意义、价值取向、需要定位、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理解和选择等问题作出理论反思,构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当代形态。

—李志峰 乐爱国

关于“马克思思想资源中的社会公正问题”的探讨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公正观基本上不属于肯定性的或倡导性的,而是批判性的或否定性的。这主要体现为:马克思的社会公正观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以公平正义的名义去损害广大劳动者利益的所谓社会公正观;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提出一系列破解诸如“社会公正”这类道德与法权观念之谜的重要理论;尽管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公正”观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一直拒绝把“社会公正”作为理想社会目标的重要选项。以“默认”马克思思想中有关于正义的阐释为前提,有学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研究,应该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划界意识。一是两种唯物主义的划界,即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并非是彼此外在、互为他者的,而是紧紧彼此渗透,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构成一个理论整体。二是两种政治哲学的划界,即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正义观与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在思想范式、内在要求、实现路径等方面都难以形成实质性重合,难以展开实质性对话。

价值问题是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在面向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根本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真正以学术的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变革。

任何社会思潮和制度从来都是一定价值观念的产物,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有其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当前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反映社会主义价值、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澄清社会主义价值本源,消除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误解,并结合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的崭新时代特征,不断深化价值研究新途径,创新价值研究新视野,赋予价值研究新内涵,拓展价值研究新领域,进而科学描述和阐释未来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价值言说。

—王学俭

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对当代中国经验的理论表达是否依然有效?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促使我们时常在历史节点上审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发展者的思想,从而在不断地“回到”中“返本开新”。

虽然价值观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和人们行为选择的自主性与多样性,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如果价值观过于多元化、甚至“碎片化”,缺少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势必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挑战。

在2013年马克思逝世130周年之际,“马月刊”以“永远的马克思”为主题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向深入。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最伟大的遗产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学说。马克思以后的真正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既存在继承性又存在由于时代和民族特点而产生的差异性。对此,有学者强调,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进程本身向着未来的筹划,要求在当代人类实践的整个具体化过程中,开展出一种真正现实的可能性,即被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就此而言,马克思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导师。有国外学者认为,马克思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构建的哲学、历史、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体系,已经成为21世纪精神支架的一部分。

—苗瑞丹 徐雅芬

2013年也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马月刊”相继刊发了《以大历史的眼光审视毛泽东的历史价值》、《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历史过程》、《“虚君共和”:毛泽东为经济体制改革留下的一笔重要资源》、《〈毛泽东选集〉的传播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空间》等文章,在缅怀伟人事迹和思想的同时,增强了实现中国梦的理论自信。基于对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有学者提出,应该在经典与现实、经典与当代中国问题、西方思想资源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间找到新的突破口。因此,必须明确毛泽东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第一个中国表达,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认识当前中国公正问题的三个维度

作为诞生于欧洲的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研究这一思想的传播历程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为此,“马月刊”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的百年传播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11期共刊发各类学术文章40余篇。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杰出人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的传播”、“毛泽东经典著作的编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能忘记一项基础性工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首先要求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系列经典文本的译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思想研究才有了可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才能有正确的文本依据。也有学者提出,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译介透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翻译与出版,直接和当时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因此,研究百年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必须回到文本编译的思想史和现实语境中,才能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