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言消费驱动目前为时尚早

二是物产极大丰富,人均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果简单地用中美人均消费数据做比较,就能看到,2018年底美国是约20万亿美元产出和80%-85%的消费率,中国是约13万亿美元产出和55%-60%的消费率,美国的消费总额大概是中国的2倍,而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只有美国的1/8。如果考虑物价,差距可能更大,因此中国离“消费驱动”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从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求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供给与需求是经济杠杆的两端,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扩大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增加供给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每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关健在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出手时机的把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

提高居民消费率要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近来,关于“消费驱动”的判断不绝于耳,主要依据是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加到了76.2%,达到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在笔者看来,上述研判包含着对加快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善意,但却陷入了投资与消费“非此即彼”的错误逻辑,不利于真正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农民消费水平低是影响中国消费率的重要原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城乡消费差距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反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78年差2.57倍,2001年差2.89倍,到2010年差3.22倍,2015年下降为2.92倍。

一是较低的恩格尔系数,大约是在10%左右。恩格尔系数代表食品支出在个人总支出中的比重,美国、英国的恩格尔系数大概都在10%左右,而根据国家发改委编写的《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刚刚进入30%,中国正在从小康迈向富裕的大路上阔步向前,但与“消费驱动”的发展阶段还相去甚远。

根据国际经验,各个国家消费率都随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趋势,但一般都不会降至70%以下,素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消费率最低时也在65%以上。

“消费驱动”并不是说消费得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消费也不像投资那样具有乘数效应,而是指消费对再生产具有牵引作用,消费需求改变引发生产内容改变,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升级。

扩大消费需求必须以国内供应能力作基础,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需要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以求得国家总体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对平衡。

消费驱动;恩格尔系数;消费体制机制

消费与分配

作者简介

消费升级与消费文化的关系。2018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若干意见》提出,“积极培育健康理性的消费理念,大力宣传倡导丰俭有度、雅俗兼容的消费文化”。我们提出鼓励消费,促进消费,消费升级,并不是讲一切消费都是合理的,要反对铺张浪费,反对違规消费,提倡勤俭节约,提倡绿色消费。培育中国特色的消费文化是提升中华民族素质由重要一环。

“消费驱动”并不是说消费得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消费也不像投资那样具有乘数效应,而是指消费对再生产具有牵引作用,消费需求改变引发生产内容改变,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升级。近来,关于“消费驱动”的判断不绝于耳,主要依据是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加到了76.2%,达到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

分配在社会再生产中,是联结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分配主要确定社会各成员对社会产品占有的份额和比例,交换则使社会成员在其对社会产品占有份额之内换到所需的其它产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分配和流通这两个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转。

姓名:李凌 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在中国,如何建立消费的长效机制,笔者曾提出要“十路并进”,即:1、改革消费体制,2、调整消费政策,3、改变消费观念,4、提升消费能力,5、夯实消费供给,6、创新消费业态,7、改善消费环境,8、顺应消费周期,9、抓准消费热点,10、遵重消费规律。

从“消费驱动”的国际经验来看,大致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4-2016年,中国住宅商品房平均价从2778元/平方米上升到7476元/平方米,12年上涨了2.69倍。但根据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中心统计,2004-2016年,全国房价上涨了6.37倍,年均上涨16.68%,远远超出国民经济收入增长速度。大量资金吸纳到房地产业,一方面带动了相关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玻璃、建材等产业友展,支撑了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同时也极大改善了城乡居民的居往条件,但宏观上虽然滿足了一部分产业发展的局部均衡,却扼制了另一部分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一般均衡,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特别是由于宏观政策失调,形成了高房价格局,这种经济泡沫既影响稳增长,又影响惠民生。

三是健全的消费体制机制,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当前,受诸多因素制约,城乡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不能消费”的现象仍旧比较普遍。从2018年9月国办印发的《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来看,健全消费体制机制,既需要在供给端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健全基于消费者个性化反馈信息的分散决策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又应当在需求侧完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住房政策体系和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优化促进居民消费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加强消费信用建设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第三,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导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变化,也引导着投资结构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是产品短缺,二是投资饥竭,生产什么就流通什么,消费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居民生活水平全面实现小康,恩格尔系数发生重大变化,加上个性化、体验式、品牌化消费的兴起,进入需求拉动时代,要求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流通什么。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农村振兴、“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重大战略的推进,带来了大量的生产性消费,决定着生产性产业的发展与调整。

职务:副主任

这些都是从消费本身来加以论述,但影响消费的范围更广,涉及到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的关系,涉及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涉及到人口结构,涉及到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涉及到进出口贸易,涉及到消费与投资、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涉及到货币政策,也涉及到科技进步等等。笔者想重点论述以下几点。

关于“消费驱动”的提法可能与迈克尔·波特有关。波特把经济发展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相互继起的四个阶段,不过他并未提出过“消费驱动”。2008年的那次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在对中美两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对比中,反思“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低消费”增长模式带来的问题与弊端。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如果不能充分开启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而是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将受到质疑。于是,源于波特提到的“投资驱动”,结合扩大消费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性,便有了“消费驱动”一说,“消费驱动”成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成功彼岸。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实行了“低消费”的总体制,从而制订了具体的、以主要消费品配给制为主的消费政策。

“消费驱动”的论断有其合理成分。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往复的内在规律性看,如果消费环节不畅、消费需求不举,就会造成大量生产物资滞销、企业资金难以回笼、经济生产活力不足等问题,从而梗阻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消费驱动”并不是说消费得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消费也不像投资那样具有乘数效应,而是指消费对再生产具有牵引作用,消费需求改变引发生产内容改变,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在这个意义上,“消费驱动”是一个迂回过程,与“投资驱动”发生的机理有所不同,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笫三、一定要高度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逐年下降这一现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从2008年的22.7%下降到2017年的10.2%,从2010年开始逐年下降。2018年上半年跌破10%,只有9.4%。有人说,这与消费升级有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实物消费,没有反映服务消费,老百姓提升了服务消费水平,这也是一种亊实,因为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从1978年的57.5%下降至2017年的29.3%,服务消费已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已超过40%。但中国还没有全面实现小康,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土豆效应”仍然十分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引起反思。有人还常常用网购的火爆来说明中国消费的强劲,但这是互联网时代摧生的零售革命,让人们去享受个性化体验式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实现了消费升级,但中国的实际並未促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快速增长,是从一种新型的购物方式取代了传统的购物方式。

但分配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是为了消费,一是生产性消费,二是生活性消费。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内需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主要靠最终消费(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与投资拉动。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影响并制约着分配方式与分配结构。

一个外向型为主的国家,消费率的提高主要靠进出口贸易来保证。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商品与服务品进口只能是国内总供给的一个补充。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存度过高,或一个国家的消费对进口的依存度过高,等于把国家经济发展的调控权交给了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由于种种原因,千变万化,因此只有走内需主导型增长道路,才能掌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高投资率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高投资率是必要的,也是许多国家成功的经验,但不可能持久,不可能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笫二、消费拉动的贡献率大是在投资減速与出口缓增的前题下取得的。从2009至2017年,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从86.5%逐年下降至32.1%,货物与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从-42.6%恢复增长到9.1%,这种消费的高贡献率是在一个特定阶段形成的。比如,1990年,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91.7%,这是因为当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对GDP的贡献率为负的74.6%;1999年,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88.1%,这又与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投资增速下行和出口负增长有关;2011年,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61.9%,是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4万亿公共投资的刺激政策结束有关。从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在国际上是高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2015年,全球126个国家,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为22.2%,中国要高出两倍。

第二,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

收入水平是制约货币投向的关键因素。收入低时,货币主要用于消费,所以消费倾向越高。收入高时,货币进行投资、储蓄为主,所以消费倾向越低。中国虽然收入水平不高,但储蓄率一直比较高,由于种种原因,居民往往把即期消费的货币用于储蓄,确保未来的孩子上学、医疗和养老消费。后来国家允许财产性收入,居民把一部分资金用于炒股、投资房产,影响了消费也影响了储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储蓄率波动较大,2017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增幅创历史最低点,为9.0%。从一个侧面反应收入分配不尽合理、高商品房价格对居民的消费潜力的制约。

除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影响农村消费以外,农村消费环境改善、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政策的调整、消费热点的培育也十分重要,在某些地区,可能是制约农村消费的关键因素,比如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消费。

市场主导与政府监管的关系。在消费领域,政府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更多的让市场去优化配置资源。政府要调控供需的动态平衡,稳定物价;要明确消费体制与消费政策;要创造与改善消费环境,特别是信用体系与标准体系;要宏扬科学的消费文化;加强消费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四,社会生产的目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是为了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永恒的主题,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居民消费是指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活资料消费,是千家万户的微观消费活动的总称,居民消费一般可划分为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所谓基本性消费,就是为满足人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消费。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与温饱阶段,一般以基本性消费为主;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小康阶段,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种享受性、发展性商品与服务品不断增多,实现消费升级;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富裕阶段,以享受性、发展性消费为主,中国从总体上已进入小康阶段,但由于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群体差别,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是各不相同的。

四、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笔者认为,1998年实行住房体制改革,特别是2003年以来,房价过快上涨,打乱了中国的消费总格局,扭曲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消费挤出效应。2009年4月9日,笔者参加国家发改委关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座谈会上指出,“目前中国低工资下的高房价,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住房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我认为在目前价位上,压掉20%-30%的价格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告别房地产的暴利时代,这样才叫回归理性,”

在当今世界,国家财富调节都是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一环。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是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对富人实施高税调节,完善医疗、养老、生育、教育等社会保险体系。因此,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对中国来说已刻不容缓!

一般来说,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消费需求和GDP以大致相同的比率增长,但在短期的经济周期中,消费需求的波动小于GDP的波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较为稳定,即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在经济扩张时小于1,在经济收缩时大于1。

但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一是国家富裕,二是人民幸福,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也就是说生产的终点是为了满足消费,通过分配与流通来实现消费。反过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从生产者主权时代走进消费者主权时代,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着生产。生产如果与满足社会需要相脱节,生产就会衰退和死亡。

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通常随着经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阶段推进,消费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投资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其中当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投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期望值分别在30%左右和70%左右。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仍处于投资率较高阶段。

马克思认为,流通“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之间的媒介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6页,1979年人民出版社)所有商品只有通过流通环节,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才能实现财富分配,达到最终消费,满足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需求。在一般情况下,流通的数量、方式、速度影响着消费数量、方式与速度。但反过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个性化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主导着流通数量、流通方式、流通速度。

讲消费问题,主要讲居民消费,这是所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消费影响着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模式、发展方式、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指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一篇大文章。

及时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居民消费需求变动趋势,研究居民消费总量与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定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客观需要的居民消费政策,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在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贡献率最大。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消费需求必然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最长久的动力。改革开放40年来,消费需求是第一拉动力的有28年,投资需求是第一拉动力的有12年,就是一个明证。这也充分说明,中国是一个内需增长型国家,今后要牢牢把握这一红线。

第三,让老百姓能消费、想消费、敢消费,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结构,创新消费摸式,实现消费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府希望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发家致富,因此不想干预财富的分配。然而,在闭环系统里,不可能人人致富,一些个体的成功往往会抑制另一些个体的成功,这必然拉大贫富差距。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有贫富差距是绝对的,共同富裕是相对的,我们追求的是贫富差距不要过大的相对公平。

第五,消费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PMI、CPI、PPI、恩格尔系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等,反映着社会不同方面的供求关系,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更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反映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消费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总体,即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成熟度。更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取得的实惠,从中去发现与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

影响中国消费的因素很多,如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尽合理,特别是劳动报酬占比不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平衡,消费体制性约束仍较严重,消费率在相当一段时间持续走低,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尽理想,消费问题已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瓶颈。

讲到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提到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严重经济“滞胀”与物价通胀,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凯恩斯主义主张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实施政府干预,加大投资,赤字财政,福利保障,温和通胀,充分就业,但这种在需求不足时扩张,需求过多时紧缩的需求管理政策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供应学派应运而生,供应学派从供应入手,从经济主体为重点,以“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为基准,主张通过改善与刺激供给来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们认为,放松管制,市场调节,减税减负,创新驱动,有效供给才是唯一出路。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合理供给及有效利用,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和能力,光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美国里根总统时期就采纳了供应学派理论,渡过了经济滞胀的鬼门关。

第一、改革开放40年中,消费体制的改革滞后,消费政策不稳定,消费环境不优,对如何形成消费长效机制研究不够,且没有形成共识。正如《若干意见》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我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

在中国式消费中,有二种现象特别引人关注,一是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也就是说生存性的实物性消费支出在下降,各种服务消费支出在上升,所以在《若干意见》中,突出了服务消费潜力的挖掘,这是一个大方向。主要是大健康产业、教育产业、信息产业、物流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旅游产业、养老产业、家政产业等等。另一个是老百姓的消费随收入水准的不断提高,区分为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但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增长很快,比如美容业,包括化妆品生产与美容、美甲等服务业,现在有3000万人就业,到2020年产值超万亿。为了增加知识量,各种培训班热火朝天等等。